资讯 | 姚亚平教授“西方音乐的价值观”讲座综述

第75期

——关于“可能性”追求的讨论

2018年6月12日下午13:30，由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部主办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协办，国家“双一流”高校建设项目经费资助、上海高水平地方高校扶持项目经费资助，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教授、博导姚亚平教授，在我院举行题为“西方音乐的价值观——关于“可能性”追求的讨论”讲座。本场讲座在南221教室准时举行，由杨燕迪教授主持。

本场讲座的主题围绕着“西方音乐的价值观—“可能性”追求展开，姚亚平教授首先介绍了做此研究的缘由，由于担任国家课题“中国专业音乐未来发展研究”中的子课题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专业音乐创作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理论研究》，通过对研究路径的探寻，最终将目光集中在如何理解8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音乐创作？以及中国作曲家在从事一样什么样的工作，其意义是什么？ 在姚亚平教授心中有一个长期的思索，为什么现代音乐要做实验性的内容?为什么要放弃古典与浪漫时期的音乐传统？这些问题又引起了教授的一系列追问：西方的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？为什么如此独特？因为只有文化才会产生出这样的音乐现象，从中浮现出了价值观的问题，由此将中国现代音乐研究与西方音乐研究归结在一点——价值观。 

价值观在西方音乐中无所不在，音乐史就是价值观最鲜明的体现。历史是有选择的，历史的选择体现了价值取向，流传千古的音乐家也是经过选择的，只有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音乐家才会载入史册，次重要或不重要的就会被忽略，因此历史观就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价值观。教授提出，如果要在古典、浪漫、20世纪中选择三位重要作曲家，他会选择贝多芬、瓦格纳和勋伯格，原因是他们都具有广泛影响力、较多重要作品、极高历史地位等。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对历史具有推动作用，决定了历史的方向，提出过音乐语言的新可能，而这就决定了他们重要的历史地位。历史是根据这个价值观书写的，作曲家也是根据这样的价值观而伟大的，因为他们找到了别人无法找到的新的可能性。所以可能性就是西方音乐的价值观，这也是最客观的标准。这个标准超越时代、艺术趣味和意识形态，也就是说可以用可能性追求这把尺子来判断任何作曲家。

从历史上来看，审美价值是非常不稳定和不牢固的，很难作为一个客观标准，“可能性追求”的价值是高于审美价值的。因为审美问题是个极其不稳定、不牢固的，难以成为客观的标准，这里教授用了“趣味无争辩”来作为解释，因为趣味具有主观性。众所周知，一部音乐的历史是一部争吵史，如13、14世纪的新艺术、古艺术；17世纪新音乐，第一实践第二实践的争论；20世纪，现代音乐和传统音乐。历史的书写并不以当时人们的音乐趣味，也不一定以现在人们的趣味作为标准。历史是非常客观的，为了公正，将其他标准暂时悬置起来，包括审美的、文化的、时代的、意识形态等。刚性标准只有一个——可能性追求，可能性追求意味着创新。创新意味着与众不同，意味着在过去的可能性基础上找到新的可能。

接下来教授分别列举贝多芬、瓦格纳和勋伯格三位音乐家在排除了审美、表达内涵等因素的可能性贡献。

贝多芬之伟大首先在于对历史发展之新的可能性贡献：奏鸣原则（二元论调性结构）达到的最高实现，实现了最大可能；完成了一种音乐语言的范式，用音乐语言表现自己的范式，是一个自律、自然的，有机统一的最高实现；器乐形而上学，将器乐音乐成为最高级的音乐，并且将它意识形态化，代表了西方崇高、资产阶级上进心、理性哲学的音乐代言等；贝多芬毕生尝试新可能，每一部交响曲都试图追求新的可能，如《第九交响曲》；晚期抽象的表现，对音乐语言的突破和创造；贝多芬在大型体裁上，让其后人的浪漫主义者陷入“可能性困扰”；影响了贝多芬时代的音乐历史格局。

瓦格纳对音乐发展的可能性贡献：打破了欧洲半个世纪在重大体裁的沉寂，瓦格纳认为交响曲创作已经不可能，所以在歌剧创造的新可能，创造了全然不同于歌剧——乐剧，提出作为整体的“综合艺术”的观念；为整体的欧洲音乐发展道路提出新的可能，新的调性观念，新的音乐理念，启发了20世纪现代音乐。在回答了贝多芬之后欧洲音乐路怎走的问题上，他走在浪漫主义作曲家前列。但是对瓦格纳也具有争议，来自审美（趣味）上和可能性贡献上。乐剧的流行具有病态的根源。不管是乐剧是如此地居高自傲，都始终不能掩盖自身的空虚。斯特拉文斯基在《音乐诗学》中虽然对瓦格纳本人表示不喜爱，但是对他的音乐上的贡献是肯定的。

勋伯格对音乐发展的：十二音作曲，为没有主音的作品来找到一种结构范式来组织。历史评价对于“可能性追求”其他态度的例子：舒曼和门德尔松的评价；两个施特劳斯的评价；J`S巴赫和泰勒曼；神秘主义的斯克里亚宾和听众很少的亨德米特。

教授认为“何为可能性追求”具有一下特征：

1、可能性追求不等于：只要可能，怎么都行，不是随性所欲，可能性追求是一项严肃的事业，是西方人带着使命感的追求；

2、“可能性追求”必然是音乐天才才能胜任。他必须具有深厚的历史感，即对未知事物天才的感悟，敏感地在旧的时代中嗅出不同的气味，并找到一个新的可能性。每一个作曲家都是一个历史的存在，历史留给他的是过去的可能性，这种可能性对于他来说，成为一种限制，他必须突破，找到新的可能；

3、“可能性追求”追求的是原则的可能，理念的可能性，而不是“不同”或“变化”的可能性。“可能性”的路径：追求一种具有“问题”意义，包含着思想（思考）的可能性，在不断地博弈、质疑、批判中，最终有所突破，找到“问题”，或改变某种现有思维的可能性。

4、“可能性追求”不是形式主义。它一定伴随着新的交响组织形式，它一定需要或追逐一个外在的物化形态，但并非形式主义，“可能性追求”本身就是一种精神，伟大的作曲家常常“拒绝成功”，明明可以争取公众，但是都在寻找远离公众的另外可能，如巴赫、晚期贝多芬、勋伯格等。可能性追求必然体现为一种形式意志，但却是以外在的形式附着那个时代的人生理想，把这种理想以一种可能性的表达方式表达出来，比如贝多芬的崇高理念，瓦格纳的意志哲学，勋伯格的表现主义；可能性追求必须要用形式来回应社会对精神的重大关切；或者，对于实现新的精神来说，有什么样的音响组织形式是可能的；

5、可能性追求不等于创新。创新是一个普通术语，可能性追求是一个理论术语，可能性追求是对创新的理论说明或解释：什么是创新，创新的本质是什么？创新是无限、永远可以追加，可能性追求是有限的，考虑“剩下”什么，更接近创造性工作的本质，每一次创造是在有限中产生，但创造本身是无限的。因此，可能性追求是有限欲无限的统一，具有理论思辨的哲学张力。

6、“可能性追求”是西方文化的集体无意识，由特定时代的思潮掀动，它一定是由少数大作曲家引领，因此大作曲家一定要给予高度的尊重。大作曲家绝不是杜撰出来的，他们的伟大可以通过可能性贡献予以实证。

7、可能性追求既是一种文化价值观，也是一种文化逻辑，即必然，必须，不得不！对于西方作曲家“可能性追求”是无条件的，终极的，必然的，它超越一切其他追求。甚至不惜仅仅追究“可能性追求”本身。

20世纪是最激烈追求音乐创作之各种可能性的时代，或是可能性追求最直接、最赤裸暴露的时代，也是一个追求“可能性”最富有争议的时代。这里教授谈到凯奇。凯奇是载入史册的人物，而他不是以反面例子写入音乐史，历史选择他是因为他有可能性贡献。他是反传统的典型，他与之前的大师是没有区别的，只是他处于不同的时代，他的《4分33秒》就是他对可能性的思考。偶然音乐突破了常识，这种可能性在西方是被遗忘的，但是在古代、在东方、在民间是可以找到他的可能性根据的。他的著名理论是“音乐就是生活”，他认为把音乐从生活中分离出来，是晚近人类，主要是西方人的观念。《4分33秒》本身不是音乐，但是它引发了人们对音乐之可能的思考，改变了人们的音乐观念，很多深受他影响的作曲家，对之进行了实践性的探索。因此教授认为凯奇同样伟大，因为他同过去伟大的作曲家一样，最早嗅到历史走向的气味。

上文中提到的西方文化的独特性，在这里教授认为是强迫的、不可遏制的可能性追求。“可能性追求”的执着，源自于西方人的主体意识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一方面，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，越来越急切地寻求新的可能；另一方面，可能性追求的不断开拓，其空间越来越狭窄、越来越困难，变换的周期越来越快，也越来越远离公众和社会。复调时期经历700年，主调时期300年，现代100年。但是不管遇到多大的阻碍，不能停歇下来，这是文化逻辑的惯性。这种价值观，已经浸入到血液，变成DNA，成为一种遗传，一种文化本能。“可能性追求”被绝对化，成为一种为可能性而可能性，为新而新的追求。对于“可能性追求”来说，美、意识形态、大众、社会，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可能性追求本身，这种价值观超越常识、习惯、现成美，它超越一切。可能性追求体验本身就是一种美，包含着别人无法体验的一种愉悦，美是极其主观和武断的，也是人为塑造的，美的历史就是可能性追求的历史。美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实现的愉悦，被其追求者视为最高的愉悦，或被体验为最高的美。

20世纪的音乐正是如此，为新而新，强迫性地、不可遏制地追求新的可能性，并在其中品位“美”。然而，可能性追求本身绝不是20世纪的发明，这是历史赋予它的，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。西方音乐史历来的吵吵闹闹，其根本原因是总有人寻找新的可能，而历史总是最终偏袒他们，因为他们体现了西方的价值观，历史总是按这种价值观来书写。作为价值观，这是西方文化的特征，它在西方音乐的源头已经决定了。禁欲主义对音乐采取了一种非常苛刻的态度，出现了一个奇观：在最不可能出现音乐地方出现了对音乐的可能性追求，并导致了后来的伟大的欧洲音乐的诞生。最早的可能性追求要追溯到欧洲中世纪的教堂音乐，在这种音乐中可以找到西方式的智慧、信念或价值观。

可能性追求是否是一种价值观？可能性追求是什么？它追求一种人的价值，人的实现，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。它绝不仅限于音乐，而是人的所有物质或精神活动，可能性追求是人类的共性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在西方文化这种人类的共性的到最充分、最刻意、最鲜明的体现，成为了“不得不”的人生价值追求。

教授在此提出一个观点，中国近代专业音乐创作是西方音乐向全球扩展的一部分，如今，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，音乐创作已经全球化、国际化，它不仅仅属于西方，而是人类文化事业的一部分。

同时还促发再一次的思考，音乐是什么？从另一个角度看，音乐不仅是审美，也是人类发明出来的“可能性追求”的对象，用来实现人的价值，这契合了音乐人类学的一个观点：不是从审美来看待音乐，而是音乐作为文化。教授认定，只能用“可能性追求”，即从价值观角度，才能解释西方音乐留给我们的诸多困惑和疑问。

教授还深入西方文化进行文化反思：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不断发现，不断超越新的可能性，这是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。是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但是这个文化逻辑也存在一个可怕的陷阱，诱使人不知不觉走向反面。西方许多智者都看到了这一“问题”，并对这种文化提出警示，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，这给我们提出思考，包括当下的世界，以及我们自己的文化本身。

在讲座后，杨燕迪教授、陈鸿铎教授、王丹丹教授及刘念跔老师与姚亚平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杨燕迪教授提问道：讲座中提到的20世纪音乐走向反面代表的什么？姚教授表示：它成了一个非常小众的，从音乐上来说就是与听众脱离，是极少数人的价值观，并认为是西方价值观的危机。所以教授对中国还有自信，因为中国作曲家可以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找到可能性追求的元素，但是现代作曲家他们所认为非常民族的东西没有被公众所接受，由于公众还在找传统的旋律，但作曲家是用作曲的方法呈现，不是我们脑袋里想的传统音乐了。中国传统音乐已经是一个静态的东西，如果我们当代人要去把古代、传统、民间的东西用当代的办法呈现，它只有尊重作曲这种方式，但是作曲又很难被一般的大众所接受。

王丹丹教授提出问题：在创作中有没有不可突破的界限，如何看待完全颠覆性的创造？这个问题也引起在座老师的讨论，姚教授认为是没有的，因为追求本身是无限的。杨燕迪教授提问道：音乐史上最极端的实验是50、60年代，但是之后有一个现象是调性回归，出现了多元风格来作为他的素材，如何用可能性来理解这种现象？姚亚平教授回答：这个也是一种可能性，西方作曲家走不动了，就回到自己原有的东西去寻找。

最后，由杨燕迪教授进行简短的总结，并对姚亚平教授的表示尊敬和感谢，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结束了本次讲座。